我想起《双城记》中开篇时的那句话，这是一个最繁华的时代，这是一个最萧条的时代，我们永远在时代的夹缝里徘徊、挣扎、踌躇独行，天上地下人间更仿得找不到一个立足之地。而我却以为，不论生活在那个时代，我们都该怀着宽恕与爱，去面对这个世界、去活着。

　　生活在十九世纪的狄更斯，彼时改革初行社会动荡，英国贵族与底层贫民矛盾激化，资产阶级戴着虚伪的面纱招摇过市，那算不上一个好的时代，换句话说，那并非一个适合文艺发展的时代?？墒巧钤谀歉鍪贝牡腋共⒚挥凶萸楦杈苹匙啪男那樽员┳云裁挥蟹唔?、用一支笔写作生命的孤注一掷，相反他给当时的英国开出的一剂良方是宽恕与爱。他书写《双城记》、《雾都孤儿》，他写的不是革命时史，而是捕捉了那个时代的氛围，用一个故事告诉人们仇仇相报终无已时，流血只能造成更多的流血，只有宽恕能拯救这个世界，仁慈如狄更斯看似最不适合那个阴暗的时代的，可是他能勇敢地直面它，用自己的力量去感化那个社会，在最不适合的时期里做出了最合适的壮举。

　　而在现代，二十一世纪的伊拉克，我仿佛又看到了这种力量——那个生活在巴格达的八岁少年卡马尔。哈希姆。他行走在哀鸿遍野、民不聊生的那片土地，有这么一句诗歌形容这个时代的中东，“山坡上的灵车来来往往，日以夜继。”没有少年的玩乐，没有吃得饱的热饭，只有硝烟与战火，明灭不熄，多少人在贫民窟、难民营里祈祷，来生不要生在这里，可是卡马尔并没有，他拿着相机记录伊拉克的点点滴滴，每一个温情的画面：有老人坐在书店的门口阅读，太阳从棕榈树后徐徐升起，咖啡馆的门外摆着一杯免费饮料。这算是一个糟糕的时代，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孩子愿意生活的时代，然而卡马尔用自己的微薄的力量去记录那些爱与温暖，鼓励每一个伊拉克人勇敢地、努力地活下去，这是在最不适合的时期里最合适的救赎。

　　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生卒，然而又有多少人终生困于自己的生不逢时而最终郁郁而终。如那个错生在帝王家的亡国诗人李煜，如那个最忧愤了一生最终病死的贾谊。倘若他们能正视自己的年代，能用自己的力量去改变一些什么，那么历史会否有所不同？

　　不论我们生在繁华的时代，抑或萧条的岁月，都应当拿出自己的力量。那不是残忍的力量，不是无情的力量，它或许微弱并伴随苦难，却能在深渊中带来光明，在坚韧中捍卫我们的爱——这便是生逢其时的全部诠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