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是战争的最后一年。我们的部队驻扎在国境线上，离莫斯科很远。
　　
　　傍晚，我回营房去。我疲倦极了，对故乡的思念之情，压抑在我心头。
　　
　　“让这一切都赶快结束，赶快回到家乡才好。”我思忖着。
　　
　　在庭院里，一位小女孩迎面向我走来，她身材纤细，梳着两条淡褐色的发辫。
　　
　　“你好，叔叔。”她说的是陌生的语言，但听起来与俄语很相近。
　　
　　“你好，小妹妹。”我回答说。
　　
　　我们走到操场边，坐在一条板凳上。操场上铺着光滑平整的白色石块。黄昏时分，又凉爽，又寂静。山脚下，湖水好像蜷缩成一团，静静地睡着了。
　　
　　“你叫什么名字呀？”我热情地和这位新交攀谈起来。
　　
　　“叫叶莲卡。”她慢条斯理地说起来，同时用十分明亮而又极其严肃的双眼注视着我。
　　
　　“你几岁啦？”
　　
　　“六岁半了。你几岁呀？”
　　
　　“我呀，你看有几岁？”
　　
　　叶莲卡犹疑了片刻，然后很自信地说：“大概，有十六岁吧。”
　　
　　可爱的叶莲卡，这也许是她能数到的最大的数字。我不愿意让她失望，用肯定的口吻回答她：“你说对了。”
　　
　　我们坐在那儿，默不作声。叶莲卡仔细地打量扣在我制服上的奖章，忧伤地轻声说道：“都发黑了。你不常擦它吗？”
　　
　　“不擦。”
　　
　　“可以用牙膏擦，也可以用砖灰擦。”
　　
　　“是的，可以。”我同意她说的话。
　　
　　我们又默不作声了。
　　
　　“叔叔，你讲个故事给我听好吗？”她要求我。
　　
　　“从前，有个国王，”我开始讲了，“他很老了，同时，又很凶残。”
　　
　　“像希特勒一样吗？”
　　
　　“比希特勒还要凶残。”我一边讲，一边做出凶狠的表情。
　　
　　“没有比他更凶残的了，”叶莲卡提出抗议，“他是最凶恶的人，就是这个希特勒，他把我们都赶出家门，还把我们的爸爸给偷走了。”
　　
　　叶莲卡不说话了。后来，她又悄悄地对我耳语，好像是有什么秘密要跟我讲。
　　
　　“以前，爸爸还常给我们写信，可现在不写了。是不是他忘了我们的地址？”
　　
　　“大概是忘了。”我随声附和她。
　　
　　我们重又沉默起来。我在痛苦地思索，怎样才能排解叶莲卡这些悲伤的思念，但始终找不到话题。我不知所措，完全不知道怎样和孩子说话。
　　
　　最后，我问她：“告诉我，叶莲卡，你长大以后想做个什么人？”
　　
　　她又用十分明亮而又极其严肃的双眼望着我：“叔叔，我要像妈妈那样，长大做个寡妇。”
　　
　　她说出这个奇怪的字眼之后，自己也笑了。也许，在她看来，寡妇——这是个职业，就像司机，或者看院子的人一样。
　　
　　我望着叶莲卡，望着她瘦削的双肩，望着她那像溪水一样在背上流淌的明亮的发辫，对自己刚才那瞬间的疲乏，感到无地自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