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论过去、现在，还是将来，平凡而普通的人们，永远是一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人。任何一个国家存在的意义，首先是以他们的存在为存在的先决条件的。
　　
　　我们的文化，近年以各种方式向我们介绍了太多太多的所谓“不平凡”的人士，而且，最终，对他们的“不平凡”的评价总是全落在他们的资产和身价上。这是一种穷怕了的国家经历的文化方面的后遗症，以至于某些呼风唤雨于一时的“不平凡”的人，转眼就变成了一些行径苟且的、欺世盗名的，甚至罪状重叠的人。
　　
　　一个许许多多人恐慌于平凡的社会，必层出如上的“不平凡”之人。而文化如果不去关注和强调平凡者们第一位置的社会地位，尽管他们看上去很弱，似乎已不值得文化分心费神——那么，这样的文化，也就只有忙不迭地不遗余力去为“不平凡”起来的人们大唱赞歌了，并且在“较高级”的利益方面与他们联系在一起。于是，眼睁睁不见他们之中某些人“不平凡”之可疑。这乃是中国文化界、思想界的一种势利眼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