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0年5月初，一个周日的傍晚，我拖着跟随自己走南闯北的黑色Tumi行李箱，登上了从香港飞往新加坡的国泰航班。空姐热情的问候和体贴的服务，并没有能够化解我心中的层层阴云。
　　
　　一天前，我刚刚接到一个新项目，是马来西亚两家的并购，我们担任买方的财务顾问。这时的我已经升任经理，对新项目的热切和渴望却在日益冷却。我知道，在未来的几个月里，我又要过上那种周日晚上飞到吉隆坡、用五晚上飞回香港的日子了。酒店和公司之间的两点一线，统统在酒店里解决的一日三餐，还有数不清的不眠之夜，带着一年级的分析员做模型、开会、谈判……已经数十次轮回的过程又要重新经历，这让我的内心充满厌倦和抗拒。
　　
　　其实，就在两年前我离开纽约时，还认定了投资银行该是我一生的职业选择。
　　
　　“如果子墨能被克隆就好了，哪怕只克隆出来一个子墨也行！”
　　
　　“这里就像你的家一样，如果你在香港做得不开心，随时回来！”
　　
　　“看来以后我们要多找一些像子墨这样的中国女孩！”
　　
　　1998年7月，我退掉了与公司仅仅一街之隔的公寓，卖掉家具，在同事们的声声感叹和祝福中，离开了美国这个我曾经生活了6年的国家。
　　
　　临行前的一个月，从午餐到晚餐。每天的日程都排得满满的。同事们用请吃饭这种最传统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心意，为我送行。
　　
　　那时候，我终于明白了人的记忆是有选择的。在即将告别纽约、和同事们说再见的时候。所有的苦和累似乎都烟消云散了。几天几夜不能睡觉的挣扎。还有每天下午必定如约而至的剧烈头痛，仿佛都从我的记忆里消失了，留下的只有那些激动人心的美丽片断。
　　
　　飞机从肯尼迪机场起飞的那一刻，我的内心无限感慨。婉拒了猎头公司一个个的电话，放弃了老虎基金的高薪聘任，我执意要回到香港，因为我知道，是时候，该回家了！
　　
　　踏上归途时，我依旧对投行一往情深。我从未怀疑、也从未动摇，我一直确信。我将会、而且肯定会以最快的速度走到金字塔的顶端，获得那个“董事总经理”的称谓。
　　
　　从小，我就被灌输着最主流的观念：在家要做好孩子，在学校要做好学生，开始上班了，也一定做一份最好的工作。但是，我却从未真正动脑筋去想一想，什么才算是“好”？是别人都认为好的才是“好”？还是追随自己的心声，让自己开心快乐的才是“好”？
　　
　　那一刹那，我想我是在冥冥之中受到了上天的点拨。我突然大彻大悟，投资银行不过是众人眼中的一道光环，我为什么一定要牺牲自己的快乐，去点亮别人眼中的光环呢？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国同学都会在大学毕业后去非洲、亚洲、去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地方做志愿者，为什么金钱、地位和稳定的生活从来都被他们不屑一顾。
　　
　　毕竟，生活是属于自己的。
　　
　　而后，一种从未有过的简单、轻松和愉悦笼罩了我。我就这样毅然地作出了一个在别人看来多少有些不可思议的决定。
　　
　　同事问我。是不是有了新的工作，待遇比现在要好；朋友劝我，说再忍半年，到年底就可以拿到那笔数目可观的奖金了；连公司的运营官都和我打赌，赌一年半栽后，我一定还会回来。只有我自己才明白，我一刻也不能再等了，我也永远不会回头了。